歌德与中国
2024-06-07
作者：莫光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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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年前，年仅25岁的歌德仅凭一本薄薄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就以一己之力把德国文学提升至欧洲文学的水平。歌德还因其晚年对中国文化的钻研与推崇而享有“魏玛的孔夫子”之美誉。在当代德国，歌德是一张最能赢得世界各民族认同的德国文化名片，因为他是唯一能把全部德意志精神的特点汇聚于一身的人。
歌德的中国知识
18世纪中后期，盛行于欧洲的“中国风”余续尚在，特立独行的青年歌德却对中国文化无甚好感。尽管那时的许多欧洲园林里都要建一座中国亭以示风雅，但歌德却觉得中国建筑艺术华而不实。他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中年时期。
歌德时代的魏玛小城几乎是整个德意志的文化中心。在魏玛的文化场域里，不乏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士，这使歌德一直有机会或多或少地接触中国文化和文学。从1790年开始，歌德开始关注中国。早在1796年，他就在席勒家中读过最早进入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德译本。他曾研读多个版本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和《马可·波罗游记》，读过元曲《老生儿》英译本，还向身边的东方学家请教汉字书写问题。
老年歌德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长。64岁时，他已读完自己能找到的与中国相关的全部书籍，“只为能在危难之际逃往中国”——其《西东合集》开篇那首《逃离》的目的地或许就是中国。此时的歌德已经掌握了不少中国知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多有接触，然而接近古稀之年，歌德才充分理解中国文化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为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外面的世界，歌德晚年经常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1822年，歌德甚至在自己家中宴请了两位来自广东的中国人。关于这两个中国人被德国人花钱买门票围观的事，德国大诗人海涅笔下也有记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27年堪称歌德的“中国文学之年”。这年春天，78岁的歌德对中国文学兴趣陡增，他借阅了英译长篇《花笺记》和法译《玉娇梨》及《中国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读过法译元杂剧《赵氏孤儿》，并曾尝试将它改成剧本《艾兰伯诺》。
歌德深为《花笺记》英译本附录《百美新咏》里四位女性薛瑶英、梅妃、冯小怜和开元宫人的个人经历所感动，误以为她们都是诗人并为之惊羡。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女性写诗还是有伤风化的事。于是歌德基于四位中国女性的简短生平创作了四首德文诗，将其命名为“中国作品”，发表于自己创办的《论艺术与古代》杂志。同年夏天，歌德写出了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以生动的图像语言彰显了他作为自然研究家对生生不息的、受时令和节气驱动的生命现象的观察与体悟，堪称中国文学对德国诗人产生重要启迪的经典范例。
从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
在歌德的全部作品中，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无疑当属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和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被纳入普通高中新课标指定读物的《歌德谈话录》 记述了歌德晚年的种种言论和活动，堪称歌德本人的生动写照。
书中记述，1827年1月31日，正在重读《好逑传》的歌德发出了西方世界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慨叹：“人们（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就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然而，这样极富洞见的认识，只不过是歌德阅读中国文学获得的真切体验。当今西方某些政治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题是：中华民族何以能历经数千年至今岿然屹立于东方？就此而言，歌德当年已根据自己深刻的中国文学阅读体验，举重若轻地揭开了谜底。他在同一段谈话中随后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凡事“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且“凡事都严格节制”。联想到歌德生活的德意志当时已有上千年分裂割据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他何以能从中国作家笔下洞见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统一和稳定之根基所在。
紧接着，谈兴正浓的歌德发出了深刻改变后世文学观念的肺腑之言：“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由此，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可以说，1827年不仅是歌德的“中国文学之年”，更是他的“世界文学之年”。歌德青年时代曾在赫尔德的影响下贴近自然、搜集民歌，并在长期的创作中不断汲取西方和东方各民族文学的养分，晚年也受益于同法国文化的交流，再加上他阅读中国文学后受到最直接、最有力的启迪，于是才能让心中酝酿多年而未成型的思想迸发为“世界文学”的宣言。歌德还勾勒了一幅“世界文学”时代的愿景：“让所有的民族在同一片天空下，开心地共享人类共同的馈赠。”这无疑体现了一种人类共同体意识。
虽然终生偏居魏玛，歌德晚年却借助文学阅读实现的跨文化交流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世界之旅。他心中的“世界文学”概念不止包括古今各民族的文学经典，更强调一种文化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会逐渐认识到，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在处理源于人类自身本质的那些问题。这个本质的核心从古至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其要义就在于人性。
百年中国的歌德形象
自1878年“果次”即歌德的姓名和事迹首次出现在晚清驻德公使李凤苞笔下起，我国已有无数名人大家译介、研究或征引歌德的著作。百余年来，歌德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其影响力当然首先出自他笔端各具特色的人物及其所表达的百般性情和思想。
目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歌德的主要作品都已有一个或若干个中译本，相关研究也成就斐然。就中国的歌德接受而言，在晚清学人的视野中，歌德完美和谐的生命历程充分演绎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人生理想。特别是民国初期学者对歌德思想的诠释，使国人对歌德尤其是对《浮士德》的阐释跟《易经》倡导的“自强不息”发生勾连。在他们笔下，歌德甚至化身为与儒家圣人孔子志同道合的“德国孔夫子”形象，备受国人崇奉。随后的新文学革命和救亡图存时期，中国掀起的“歌德热”和“维特热” 极大推动了歌德乃至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歌德也一度成为国人眼中的“诗圣”和鼓舞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者”。
有必要强调的是，自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至今，歌德对中国新诗人及其创作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特别是歌德作品中洋溢的人道思想、浪漫精神及其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曾为中国诗人创造中国新诗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杰出的中国抒情诗人和歌德学者冯至的歌德体验及其对歌德的创造性吸收与产出，证明歌德对于中国新诗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国内学界对歌德的诗学及诸多观点的研究、阐发和引申至今仍在持续进行中。
作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自然研究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歌德，他因成果丰硕的人生而堪称一个成功的生命艺术之典范。这个生命将精神的富足、创造的伟力和生命的智慧熔铸于一身，使后世每个人都有机会以歌德为镜，更好地理解自身和所处的时代。世界各族人民今天之所以仍然乐于阅读歌德、谈论歌德、研究歌德，其根本缘由就在于，歌德是德国人中的欧洲人，是欧洲人中的世界公民，他的写作不单独为某一民族，而是为全人类所有的人。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吕佳（报纸）闫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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